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文章写作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2021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021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一、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二、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三、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四、怎样认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我开始了“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2021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2篇

87岁的王秀林老人，每天的日子依然安详平淡。而这份日子却来之不易。80多年前，就在赤水河畔的二郎滩，他在母亲的怀抱中，突然，敌机飞来向人群扫射，瞬间，站在他母子身边的红军战士，全都扑在他们身上，飞机飞走了，他的哭声仍在，而7条年轻的生命却永远消失了。

笔者再走长征路，每天都被那些“初心”故事深深打动。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那些曾经的普通百姓，一旦加入到这支队伍，为何就会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让我们通过一个个“初心”故事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红色特工冷少农

“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这是革命烈士冷少农家书中的话。在烈士的家乡贵州瓮安，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教育局退休干部冷启中向我们讲述了“红色特工”背负家人误解，投身革命的故事。

1923年，23岁的冷少农从贵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1925年前往广州投身革命，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任秘书，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冷少农奉周恩来指示潜入南京，开展地下工作。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是贵州人。冷少农利用与何应钦的师生和同乡关系，打入国民政府军政部任秘书，巧妙周旋在国民党高层中间，获取了不少重要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胜利立下了巨大功劳。后由于叛徒出卖，冷少农被捕，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

他从25岁投身革命，一直到32岁牺牲，之间从未回过家。他的母亲以为他在南京贪图荣华富贵，忘了家中的妻儿老小，于是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

收到来信后，冷少农给母亲写了5000多字的长信，他不能说出实情，只能在信中委婉地说：“你老人家和家庭一切人过去和现在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但是无论怎样的苦，总不会比那些挑抬的讨田种地讨饭的痛苦……我因为看着他们这样的痛苦，心里特别难过，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我要这样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贯注着，非得把生命贡献。”

在狱中，他给家乡的独子冷德昌留下了一封家书：“一个人除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外，还须顾及到社会人类，而且个人问题须在解决社会人类整个的问题中去解决。”家书中的字字句句，表达了一位知识青年的人生理想和信念情怀。

独腿将军钟赤兵

娄山关战斗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娄山关地势险峻，群峰如剑，在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红军的英勇顽强从钟赤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笔者在娄山关纪念馆里，听讲解员讲述了团政委钟赤兵的故事。他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带伤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事后，医生发现他被子弹击中的腿部骨头都被扭碎了。当时红军医院没有医疗条件，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就靠砍柴刀和锯子完成了三个多小时的截肢手术，但术后不久伤口感染了，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过后，伤口再度感染，第三次手术医生从大腿根部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他坚决不同意留下来养伤，硬是咬着牙坚持拄着双拐用一条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拥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在长征路上，像这样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还有很多。心中有信仰，脚下就会有力量。这就是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他们为理想而来，为信仰而战。以这种信仰武装起来的军队，就拥有无法战胜的力量。

强渡乌江骑“水马”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由黎平向西进军贵州。敌人此时凭借乌江天堑，在江上数百公里各渡口设防，将沿江100多公里以内的所有渡船全部沉入江中。他们认为，乌江天险，就是神仙相助也难飞渡。

1月2日，红军在贵州瓮安县江界河渡口实施强渡。此渡口是通向遵义的咽喉。没有船，红军就用竹子扎成竹排，冒着密集的炮火一排排向对岸冲过去。在我军仅有5发炮弹的掩护下，在先期偷渡过去的战友的火力支援下，强渡的红军硬是冲上了对岸。

事后，敌人非常震惊，以为红军是神兵天降，说红军爬碉堡不用梯子，穿戴着子弹打不透的盔甲，过乌江骑着“水马”。以至遵义的市民争着来看红军的“水马”。其实，哪有什么“水马”，神奇的“水马”就是那些普通的竹筏子。

在我们采访的长征沿线，不少地方保留了当年的作战指挥室，我们看到，一个个红色箭头，就像滚滚铁流，标向哪里，红军就会打向哪里，展现出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屈服的气势。

在这里，你会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力量，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红军仿佛有超越体能的能量，缺吃少穿，缺医少药，行军打仗都不在话下，面对生死考验，毫不畏惧。而且每到一个村庄宿营，就会立即投入写标语、做宣传，发动群众，帮助乡亲扫院干活。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我们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站出来的英雄，为国为民，他们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精神高度，是力量的源泉，这就是初心，也是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2021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3篇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简介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红军先后逃离追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

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力军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红军长征结束。